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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大厦到广州的世界:关于全球化的民族志研究

  • 2019.03.22
  • 招生活动
3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Gordon Mathews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讲座。

提到全球化,许多人的认知或许还停留在星巴克,麦当劳等有着办公大楼、律师和宏伟财政预算的跨国企业。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却是一座贩卖小商品的大厦:重庆大厦。重庆大厦伫立在香港最繁华的市中心,却令香港本地人敬而远之。作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重庆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百多个不同国家,这里的廉价商品以及来自各国的料理,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索。重庆大厦内的商品都很便宜,商人们贩卖着印度咖喱,手机零件和日用小商品,经营着旅馆,住宿价格相比同等地段便宜非常多,其中经转大楼的商贩大多来自非洲,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香港寻求致富的机会。这里不同国籍的人以“世界公民”的姿态拥抱世界主义,包容异己的信仰,许多来到香港的外国人就靠着这个大厦开始新的生活。

随着中国签证政策的放宽,原本盘踞在香港重庆大厦的商客辗转来到内地都市广州,寻找更低廉的商品。广州的三元里大道上有许多来自尼日利亚等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商人,大多是逾期滞留者。中国制造厂里制造出琳琅满目的商品被他们买下,从服装、廉价手机到日用品,再到各种山寨品及仿制品。事实上,在这些交易中,许多非洲商人认为中国人做生意并不讲信用,这种想法中部分是事实,许多中国商人认为他们和非洲人的交易都是些一锤子买卖,并不以诚相待,也没有长久合作的打算。 但更多是沟通不畅以及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一方面是语言不通,在重庆大厦人们大多说英语,但在广州人们讲普通话和粤语,因此常产生误解。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不同,双方议价方式策略也不尽相同:中国商人会根据买家的出价制作产品,因此即使买家出价低他们也会接单并“量身定做”出低质量的产品,而买方将在商议价格时将价格压低只是为了拿到更好的定价,卖方这种做法在买方看来则是中国卖家故意制造低劣的产品不讲信用。即使信任建立的困难,这些第三世界的“倒爷”仍然奔忙于两地,手提行李箱或是租用集装箱和货车把货物从世界的一头带到另一头,以低成本与非正式经济形式完成商品的跨境流通。这些人在非洲多是相对富有的群体,因此他们才有机会飞到这片国土,利用手头资金进货,将东西卖回遥远的非洲。

在这两个场景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场低端全球化,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或许由于双方难以建立起持久的信任,人们最终选择放弃与中国人做交易,也可能由于双方的努力与不断沟通,最终达成商业上的长久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事情正有向后者发展的趋势。我们在这场贸易中发现中国社会文化越加多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正如拥有非洲血统的奥巴马为美国人民所接纳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低端全球化制造着廉价商品,输送到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中国当然也有许多知名的大厂制造着世界一流的商品,比如联想、华为。但正是这些廉价的、大量仿制的商品,让生活在世界边缘地区的人们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我们在一百年后的学术研究中或许会看到这件事情被讲述并被赋予历史意义,而这或许也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为全球化所做贡献。

 

文字:李竹 理工学院 15级学生

照片:段雅琦 人文学院 17级学生; 程译娴 理工学院 17级学生

内容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通识教育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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